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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李冰文化丨彭邦本:都江堰——人类水文明的丰碑-都江堰精华灌区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谓人类文化和文明之源。因而就这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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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李冰文化丨彭邦本:都江堰——人类水文明的丰碑-都江堰精华灌区



水,是生命之源,也可谓人类文化和文明之源。因而就这一意义而言,一部人类史,就是人类应水而生、依水而存、与水相生相克、以水求发展的水文化史。而所谓水文化,即先民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用水、治水、惜水、护水,兴水利、避水患的全部物质、制度和精神创造物。

回首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古代多元一体灿烂文明中的传统水利以源远流长、贡献巨大而举世闻名,其中尤以长江上游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上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体系为代表的古代蜀地水利和水文化,不仅堪称天府文化的重要源头活水肥猫流浪记 ,而且无疑是世界文明百花苑的奇葩,以其独有的智慧和创造创新精神,独具特色的杰出成就,独步天下。
01
上古蜀地治水传说和卓越的水利成就
距今约4500年前后,和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一样,《尚书》中最早的篇章《虞夏书》等史籍相传巴蜀等中国大陆许多区域,都经历了空前规模的大洪水。这一时期,一方面成都平原上与之大致同期的宝墩文化得到了引人注目的长足发展,该文化诸史前古城聚落呈网络状涌现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1]表明盆地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先民的水利活动已使这片河流沼泽密布、昔日阒无人迹之地已逐渐变得宜人宜居。宝墩文化是成都平原上现今发现和确认的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时代范围为距今4500-3700年左右,考古工作者近年来发掘和发现了八座有墙垣环壕的古城聚落遗址,以其中最大最早的宝墩古城命名为宝墩文化。该古城群包括:新津宝墩遗址,约276万平方米;[2]都江堰芒城遗址,约10万平方米;[3]其余郫县古城遗址约31万平方米,温江鱼凫村遗址约40万平方米,崇州双河村遗址约10余万平方米,崇州紫竹村遗址约20万平方米。[4]另外晚些发现的大邑县境内的宝山、盐店二古城,面积也在20万平方米左右。[5]经考察可知,这些古城应为禹羌族群为主的蜀地先民所建,兼有军事防御和水利功能,而后者尤其值得注意。考察这些城址与其所在环境的关系梁小乐,可见其均沿着河流的走向筑成,巧妙地因应了水脉和地脉,具有高超的水文化理念和水利设计,与大禹治水的传说颇能呼应以至契合。从相传黄帝二子降居川西北地区,中经颛顼和鲧,大禹一系的羌人世居岷江两岸,自古以擅长于水利闻名。这一传统源远流长,因而直到近世,成都平原上举凡打水井、修河堤一类工作,往往都由来自岷江上游的羌民承担。

▲芒城遗址
但同时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考古学和古气象学所揭示的东亚大陆气候温湿多雨、[6]传说中洪灾多发、鲧禹治水的虞夏之际。因而《尚书》中《虞夏书》中记载的洪水传说,已在一个时期以来的多学科研究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证实。如国外的一些学者从地学等自然科学的角度,揭示了在距今四、五千年,世界曾处于普遍的灾变气候时期,东亚大陆甚至全球很多地方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水灾,并大量存在于许多民族的历史记载或记忆中,可见虞夏时期的水患及其治理传说,应有可以信据的史实基础[7]。

但与《圣经》等洪水传说中世界许多民族的祖先多应之以躲避逃生、任其自然的消极无奈态度不同,古蜀等中国先民则一开始就回应以治理水患的理性态度和积极措施。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就是相传出生于长江上游川西北龙门山地区西羌的大禹。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相传大禹治水,汲取了其父鲧单纯以湮塞治理洪灾惨遭失败的深刻教训,转以疏导为主的基本方略,在巴蜀地区领导进行了大规模的治洪工作。《尚书·禹贡》中的“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沱潜既导,蔡蒙旅平”,[8]正是其记载。这一方略在巴蜀大获成功,相传进而在普天之下取得了治水的全面成功手上长瘊子,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国古代文明。

▲大禹
大禹以降,后世天府之国所在的蜀地曾先后经历过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等五个王朝,[9]其中尤其后两朝有不少关于水患、水利活动及其最终获得重大成就的文献传说。如《蜀王本纪》即记载杜宇王朝晚期遭遇规模空前的大洪灾: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时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10]。
这场洪灾发生的时间约在两周之际,传说最终完成这次极为艰巨的治水使命的,是来自荆楚地区的一位大禹式的治水英雄——鳖灵。“鳖灵决玉山彭丹被吃奶,民得安处”的巨大治水功勋,使其得以通过禅让取代了杜宇王朝,建立了秦并巴蜀之前蜀地的最后一个王朝。

如同大禹“岷山导江”的传说为宝墩文化聚落群的考古资料所大致印证一样,上述蜀地五朝这些传说,同样在与之大致同期的广汉市境内的三星堆,[11]成都市区金沙[12]、十二桥[13]等重要遗址的出土资料中得到了印证。近年来成都市区十二桥、黄忠小区和金沙等一系列商周之际重要遗址的发掘,揭示这些原本就相互连接为一体,是沿古郫江绵延数里的大型聚落遗址,包括大型宫殿区、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和大规模滨河祭祀场所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情义之战,整体上构成一个分区布局合理、功能系统完备的中心都邑。考古发现揭示的城水亲和如同水乳交融的格局,反映这座依水兴建的大型古都具有顺应自然的深厚水文化意蕴。从临河矗立长达数百年的史实可以推知,杜宇王朝在水利技术方面也应该有相当高的成就。十二桥遗址结构复杂、布局讲究的大型滨水木构“宫殿”建筑群,[14]说明当时的高级贵族住宅或统治机构就建于河滨,如果没有足够的技术提供平时充分的水利服务和安全支持,统治者是不可能如此布局的。

成都市区十二桥-金沙大型遗址高水平的水利设计,在同处成都平原而时代更早的三星堆古城遗址中也充分反映出来。滨水建成的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平方公里,而包括古城在内的整个三星堆遗址共约12平方公里,[15]是夏商时期东亚大陆规模最大的早期文明中心之一。从三星堆古城的选址和建造布局略加管窥即可知道,如此巨大的滨水聚落,必须有防洪、供水、排水等全面的规划考虑。值得注意的是高原三星,三星堆古城不仅气势宏大,而且设计巧妙。它北临鸭子河,南有马牧河蜿蜒穿城而过,这样的里外布局,显然有利于解决城市生产、生活以至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用水、排水问题。这两条河流尤其是鸭子河,只要按照大禹以来的传统,时或加以疏导,就能兼收水运和防洪排潦之效。古城墙垣颇为宽大坚固,马牧河虽穿墙入城,但其河道不宽,易以人工设施控制水流。三星堆古城垣始建于夏代晚期,一直沿用到商周之际,之所以能够巍然矗立鸭子河畔达数百年之久,定然有长期合理的规划措施和有效的水利制度为保证,滨水跨河而建的城垣与水和谐地融为一体,透露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之意趣,其水利技术与理念,显然已经较诸更早的宝墩文化时代有了重大发展。

由上可知,从《虞夏书》中大禹导江巴蜀的记载,到秦举巴蜀之前古蜀五朝尤其望、丛之际著名的洪水治理史传,以及大致与之对应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金沙文化等系列考古学发现可知,蜀地先民在避水患、兴水利的曲折发展历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相当辉煌的水利以至整个蜀地农业文明的业绩,其水文化从具体工程设计到深层次理念,均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已经为天府水文化的形成,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与之相关的整个农业文明,与杜宇王朝亦即十二桥-金沙文化时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华阳国志·蜀志》即记述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16]说明杜宇王朝时期蜀地甚至整个巴蜀地区农业有了一次大的发展。这同样启示我们,不仅王朝的都邑等聚落兴水利、避水患的技术水平明显提升,而且当时的农业也因农田水利的发展进入了新的繁荣。
不过,作为天府文化重要源头之一的古蜀水文化,其成就最杰出的标志,是接下来秦人治蜀时期建立的都江堰水利工程。

02
都江堰:人类水文明的伟大创举和永恒丰碑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并逐步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后,蜀守李冰系统总结蜀地源远流长、风格独特的水利技术、水文化理念,以之为基础,复引进汲取中原地区水利技术先进因素,进行融会创新阿吉太,领导古蜀先民修筑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水利工程体系颇为完善,固然可能是李冰以来长期积累改进的结果,但该工程的设计主旨和基本模式应于兴建之初就已大致确立。该工程的综合功能包括成都平原的行洪排涝、舟楫水运、农田灌溉、城邑生活和景观供水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运和灌溉。对此,曾经实地考察过都江堰,并且最早记述李冰主持创建此项大型工程的司马迁明确指出: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17]。
《华阳国志·蜀志》亦曾概述云: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埃芬博格,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谨,天下谓之天府也”[18]。

上文所引之《记》,应为前朝古籍。堋,又作堋鄢,[19]鄢即堰,堋亦即即堰。显然,宝瓶口后平原上展开的航运灌溉系统,广收水运、灌溉和防洪之利,千百年来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生态效益与卓越的军事战略作用,使蜀中成为千古不衰的“天府之国”。
那么,都江堰获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奥秘何在呢?综合考察各方面的资料,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总结和汲取、弘扬福娃妮妮。
1. 科学严谨、巧夺天工的勘测设计。自从大禹、李冰以来,蜀地逐步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水利制度。在工程勘测方面,传世最早的文献《尚书》就记载大禹治水时,“随山勘木,奠高山大川”。[20]据研究,这是人类水利史上最早的勘测记录,影响深远。再如古代蜀地文献《华阳国志》也记载,李冰修都江堰时,就曾亲自查勘岷江水文、地理,溯江而上,直到上游江源地区,“乃至湔氐县,见两山相对如阙,因号天彭阙”。[21]《水经?江水注》亦载李冰在岷江上游见“氐道县有天彭山,两山相对,其形如阙乞丐变王子,谓之天彭,亦曰天彭阙。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谓发源滥觞者也。[22]”
在工程设计方面,都江堰工程更是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科学境界。这一巨大的工程体系分渠首工程和灌溉航运系统两大部分。渠首工程又主要由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三部分组成。由竹笼卵石砌成的鱼嘴分水堤位于堰首江心,把岷江分为内江和外江。鱼嘴利用河道动力学原理,把江水一分为二,平水时六成江水入内江,以保证成都平原舟楫灌溉之利;洪水时则六成以上的江水泻入外江主流,可免平原洪涝之灾。连接内江的宝瓶口使多余的江水无法流过,转而从紧接鱼嘴分水堤尾的飞沙堰溢入外江。飞沙堰高仅两米,自动横向溢排沙石于外江。洪水愈大,沙石排出率愈高,最高可达98%,可谓因仍自然,巧夺天工!

2.无坝引水、费省效优的生态工程模式。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突出创举和显著特征,就是采用了与近世水利工程动辄修建拦河大坝截然不同的无坝引水工程模式。这是一种符合水的自然规律的技术模式,是大禹以来古蜀水文化的悠久传统,都江堰工程则集其精华之大成。其最具永恒价值的意义在于,它没有改变河流自然形态,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河流本身和流域自然生态,可以避免近代水利工程泥沙淤积、改变河流形态、流速,改变水质、生态、引起地貌变化甚至诱发地震等诸多难以控制的弊端,是极具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工程模式,对于当今世界无疑有深刻的认识借鉴意义。

3.价廉饶给、就地取用的建筑材料和简便易行的工程技术。都江堰工程价廉效优的另一奥秘在于,其建筑材料一般为竹、木、卵石等,均就地取用、价廉饶给;其施工技术简便易行,科学有效;其施工工具也为过去城乡常用简单器具。这些天然材料和工具的取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也甚为方便。由于无须大规模的企业加工生产,因而不会直接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温裕红。
用竹笼卵石筑堤和杩槎截流,是一种刚柔结合、以柔克刚的水工技术,可以灵活搭配组合,建成功能不一、各式各样的水利建筑物。杩槎加竹席等既可以横向截断河流,还可广泛运用于抢险堵口,调剂流量,挑流护岸,保护桥闸堤堰,围堰施工和简易搭桥等多种工程。杩槎施工搭建方便,拆除容易,不会留下任何破坏环境的遗物。散开的木料下次又可以再用,是一种资源重复利用率高、经济实效、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古老工程材料和技术。

4.天道酬勤、因地制宜的岁修制度。在中国和世界水利史上,古代著名的郑国渠、白渠等华夏水利工程,和巴比伦、罗马帝国的灌渠等,均早已废弃湮没,都江堰却灌区迄今已逾千万亩,综合效益随着健康的运转继续提高,为四川的国计民生注入了无限的生机,创造了古代无坝水利工程史上的几项世界之最:历时最久、灌区面积最大、综合效益最高、生态环境保护最优,因而荣膺世界文化遗产桂冠。都江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永葆青春,奥秘就存在于博大精深的古蜀水文化制度,特别是古老的岁修制度之中。利用冬季农闲时候展开的岁修,一般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王伟源,若洪水造成水利工程的严重损坏,则亦及时安排大修决战犹马镇。
明朝杨升庵文集收录的《秦蜀守李冰湔堋堰官碑》,就已经提出了这一古老制度的要旨:“深淘墠,浅包鄢”,即后世通写作“深淘滩,低作堰”的著名六字要诀。这说明都江堰科学有效的岁修制度在李冰时代就已经出现。历史证明,这一岁修要诀,连同“遇湾切角,逢正抽心”的治河八字格言,包含着深刻的科学原理,成为世代恪守的原则。这一原则及其指导下的岁修制度,正是都江堰两千多年来永葆青春活力的奥秘所在。

5.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水利理念。都江堰青春永葆的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其整体贯穿始终的道法自然、大道若水的深遽理念。这一思想源自更为久远的大禹时代,古人早已经指出:“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23]这是对历代盛称的大禹治水技术和理念的高度评价。“以水为师”,其义通于老子《道德经》所谓“上善若水”和“道法自然”。这是中国古代由来已久的哲学理念,它源于先民对水性规律的认识和尊重。此理念一经出现,必然伴随先民成败交织的一步步实践逐渐丰富深化,并对后世产生深刻久远的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长江上游的蜀地,以其历史悠久、因仍自然、因地因水制宜的卓越实践及其经验总结,为这一古老的科学理念的形成完善,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从都江堰渠首工程鱼嘴无坝分水,到飞沙堰巧溢水砂,以至密布川西平原的整个灌溉水道网络,均相当完美地顺应了水流的规律,反映了先民对水的深刻认识。

从传说中的大禹以来,在天府文化的发源地成都平原,先民就以充满智慧的创造精神,避水患,兴水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后蜀中先民又在本土水文化的深厚基础上,引进融会关中先进的水利因素,进一步创造和创新,成功地兴建了常葆青春活力的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体系。作为古蜀文明尤其是水文化的光辉载体,集防洪排涝、水上运输、农业灌溉、城市生产生活用水供应于一体的都江堰工程,不仅使原本就自然条件优良的蜀地进而迅速发展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古代长期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方面领先天下,而且在水利工程模式及其技术方面,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如沟通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著名运河——灵渠,其工程设计方案和理念就明显受到都江堰的启示影响。再如历史上黄河在中原地区屡次溃决,而且长期因治理乏术,给国计民生造成巨大的灾害和损失。汉成帝建始4年,黄河“决于馆陶及东郡金隄,泛滥兖、豫……凡灌四郡三十二县,……御史大夫尹忠对方略疏阔,上切责之,忠自杀。”成帝召“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成帝为之改年号为“河平”,封“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24]颜师古注:“《华阳国志》云,延世,字长叔,犍为资中人也。”王延世创造治黄奇迹之法,实即都江堰工程用竹笼络石的传统技术。都江堰更为深远的影响,在于其催生形成了灿烂的天府文化,尤其是为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和深邃的智慧理念。
时至今日,都江堰大型水利系统既是中国和全人类的伟大历史文化遗产,又是正在健康运转、持续增效的现实水利工程,这就使它超越了通常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了更为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水资源问题日趋严重的当今人类,特别是对于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人均值1/4到1/5的中国,都江堰代表的水文化理念和科学模式,尤具强烈深刻的现代性意义。我们应当虚心从先民对于人、水、天、地和谐关系的认识中汲取智慧,为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为人类文明,再作贡献。

图文来源:每日都江堰

注释
[1]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第二章,巴蜀书社,2002年。
[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当时报道宝墩古城面积约60万平方米,实为遗址内城,后进一步考古发现遗址外城垣,证明该城址面积达276万平方米。
[3]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都江堰市芒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
[4]江章华、李明斌:《古国寻踪——三星堆文化的兴起及其影响》,页67~74,巴蜀书社,马翠霞2002年庄卓源。
[5]陈剑:《四川大邑盐店高山古城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年)》,文物出版社,2005年。
[6]竺可桢:《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鬼也笑,1979年。
[7](1)G.Cuvier, Essayon the Theory of the Earth , 4th ed., Blackwood and Edinburgh,1822, p. 167. (2)T.W.Kingsmill,“Notes on the Geology of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London,1868, Dec.23. p.136.(3)R.Pumpelly, Ceological Research inChina,Monglia,and Japan during the Years 1862-1865, SmithsonianContribution to Knowledge, vol. 15,1867,p.47.
[8]《尚书·禹贡》,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
[9]《蜀王本纪》佚文,收入《全汉文》卷五十三,详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页73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林家成作品。
[10]《蜀王本纪》佚文穆旦诗八首,收入《全汉文》卷五十三,详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页736,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12]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
[1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1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博物馆:《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12期。
[15]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略》,载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第37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第9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16]《华阳国志·蜀志》,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社,1984年,183页。
[17]《史记·河渠书》,中华书局,1959年。
[18]《华阳国志·蜀志》,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社,1984年,202页。
[19]近年都江堰渠首鱼嘴西侧外江河床出土的东汉建安四年(公元199年)郭择赵汜碑铭文即作堋鄢,碑藏都江堰文物局。
[20]《尚书·禹贡》,《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赤朱丹彤。
[21]《华阳国志·蜀志》,详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社,1984年,201页。
[22]《水经李刘坤?江水注》(王国维《水经注校》,页1035-103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3]《淮南子·原道训》。
[24]《汉书?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
彭邦本: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郭沫若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李冰研究会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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